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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第一次正式的鼠疫疫情報告出現於明治二十九年(1896),由來自廈門的帆船,將鼠疫(pest)傳入安平港及臺南。同年九月,該病由淡水,傳入臺北。又次年(1897),鼠疫流行鹿港,其後蔓延全島。根據官方統計數字,1897至1901五年間,鼠疫病患者有10,175人,死亡者7,922人。其後五年(1902-06)年,鼠疫流行達到頂峰時,患者13,343人,死亡者1,063人。雖然醫務及有關人員,致力防範,久久無法杜絕鼠疫流行,原因在臺灣與海峽對岸中國貿易,帶有病菌的華人商船,來到淡水、鹿港及安平三港口,再由三港口,鼠疫侵入北、中、南部臺灣。以後幾乎年年發生,而且是1920年代之前各種法定傳染病中死亡人數最多之一種。但隨著日籍學者來臺研究,以及總督府新設的防疫機構與研究單位的努力,到了1920年總督府正式宣布臺灣本土的鼠疫已經根除,並在政府宣傳品中稱此為日本引進近代公共衛生制度對臺灣人民的貢獻之一。

因為傳染病容易從港口進入臺灣本島,所以總督府對淡水港的防疫格外嚴密,船隻碇泊處必須與碼頭保持一段距離處,尤其是從臺灣海峽對岸駛來的戎克船,更須碇泊於淡水港中央一帶,而且規定船隻固定用纜索必須設置若干喇叭狀白鐵繫於半途中,以防鼠輩登岸。淡水燈塔北側設有一焚化場,專供焚化檢疫不合格的動植物。根據該法律,每一港口置檢疫人員五名,須與隔離醫院密切合作,並接受當地衛生警察的管轄與指揮。至於在內陸的隔離患者、阻斷傳染途徑方面,臺灣總督府採取非常高壓且冷酷的手段,包括:設立檢疫部、避病院、隔離所並實施強制性極高的防疫辦法,如規定特別禁止自中國輸入如舊衣著、舊羽毛、舊紙、舊麻袋等容易隱藏病菌之物品。遭受鼠疫感染之家戶皆須於門口貼上黃色紙條以示標明,而來臺船舶若有鼠疫侵擾則須舉起黃旗並停泊港外,並且嚴格規定因鼠疫死亡者之埋葬須深入地平線下一丈等等。

後來更透過保甲制度令住民義務捕鼠,淡水地區也有類似手段,滬尾發生一次最嚴重的鼠疫,未幾,淡水支廳以獎金鼓勵民眾撲滅老鼠,以杜絕鼠疫。凡是抓到老鼠(祇限家鼠,不收田鼠),不論死活或大小,由支廳收購。每隻單價相當於一個小學生二、三天的零用錢,而且每隻還可獲得一張摸彩券,半年開獎一次,特等獎相當於剛入社會的大專生一個月的薪水,「鼠主們」紛紛趁機發筆大小不等橫財。支廳將所收購的這些老鼠悉數投入煤酸水(Phenol)桶裏,然後送往「老鼠病院」供檢驗並予焚毀。「滬尾傳染病隔離所」所收容的,以鼠疫病患居多,而且兼辦檢驗老鼠,所以當地人簡稱為「老鼠病院」。迨昭和十二年(1937),日人認為鼠疫已將近廿年末再發生,才停止收購老鼠。為求隔離確認與疑似病患,殖民政府宣稱隔離病院是防治重大傳染病的有效手段,然而院內卻不見得能提供足夠的醫療品,往往導致患者視隔離院為「等死院」。

鼠疫之外,臺灣其他兩大傳染病為霍亂及天花(smallpox)。明治三十五年至明治三十九年(1902-1906)五年間,臺灣霍亂病患者747人,死亡者614人。大正八年(1919),霍亂流行最嚴重,是中國船客帶來病原,結果在臺北、臺南、澎湖等地流行,患者3,836人,死者2,693人。日本內務省在大正八年(1919)八月九日宣布臺灣為霍亂流行地區;所以臺灣總督府研究所開始製造預防藥劑,推行預防注射;為啟迪民眾的衛生常識,還印製霍亂預防宣傳單,公告各處,且分送預防要旨到各家各戶。此外,也委託地方官廳的警務人員、公醫和開業醫師等,舉辦衛生演講會或放映衛生宣導電影,以普及人民對衛生的知識,達到遏防霍亂的目地。次年,從前感染而帶菌者,是疾病流行的根源,霍亂再度流行,但限於臺中以南的西部地區。其後20年間,因防遏得法,病患總人數不到50人,死亡者僅22人。

天花之為害,雖然不及鼠疫及霍亂之大,但是該病害持續較久。最嚴重是明治三十年至明治三十四年短短五年間,患者1,758人,死亡95人。大正6年至大正十年的五年間,患者人數也達1,314人,死亡330人。其後,患者及死亡人數銳減,但是昭和十二年至昭和十六年的五年間,仍有天花患者76人,死亡15人。

傳染病成功控制後,臺灣的公共衛生工作進入另一階段-預防。預防最有效的方法,除了斷絕疾病由島外傳入之外,就是種痘等預防注射。預防接種和衛生調查與統計,應可視為殖民政府凸顯疾病公共性意涵的例子。明治二十九年(1896),後藤新平首先建議在臺灣施種牛痘以杜絕天花。但到1920年代以前牛痘接種的成效仍很難確定,主要是因為接種人數和接種成功的統計數字都有疑問。大致上來說,如果這些接種人數都集中在日人聚集的市街地,則多少對於防止都市地區天花擴散有所效果。然而若是接種牛痘的人數很少,就算是完全接種成功,其數目也不足以防止天花經由未接種的人口當中傳來以致重複流行。因此,從1910年起,總督府不僅定期發布牛痘接種的相關統計,並逐步整飭戶籍登記制度,以利兩者能相互對照確認牛痘接種的數量。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人口普查和衛生調查方面,由於1905年的人口調查結果並不完全,導致死亡率與出生率間的數值關係,無法反應臺灣社會真實的健康狀態。隨著戶籍制度的日漸落實,人口普查也日趨精準,牛痘接種地點也逐步從醫療單位轉移到各個村里保正的辦公處所,在衛生警察與保正的確認下,完成牛痘接種與發放登記證書。大正十五年(1926)年以後,牛痘接種證明更成為公學校入學的必備文件之一。

除了對傳染病做了有效的控制與預防之外,臺灣對亞熱帶地區常見的疾病,如瘧疾(Malaria)及登革熱(dengue fever)的防遏,也有很好的成績。臺灣早期對瘧疾之媒介傳染,並不知情,而歸之於所謂的「瘴氣說」;因之有「沼澤熱」或「瘴氣病」的說法。明治二十九年(1896)來臺規劃臺灣衛生工程的英籍技師巴爾頓,鑒於瘧病嚴重,為免受「瘴氣」感染,曾建議住宅要由單層改為二樓建築,寢室最好設在樓上,如係單層,而無二樓,則地板必須墊高至離地面二公尺以上,以避開瘴氣污染,免除瘧疾發生。明治三十三年(1900)「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和「臺灣污物掃除規則」的公布,對巿區環境衛生改善不少。 因瘧疾而死亡者,1903 年有 13,544 人。1916 年死亡人數也超過 10,000 人。其後,因防遏奏效,死亡人數顯著減少。瘧疾及登革熱的主要防遏方法是,對媒介瘧疾的蚊子滋生的沼澤、排水溝等,進行整理和施放化學藥劑。配合消滅瘧蚊,醫務人員進行全島性抽血,檢查出帶原蟲,讓病患者服用奎寧進行治療。

資料出處編輯

戴寶村等編,《淡水鎮志》,2006年,未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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